【种业人物】戴松恩院士推动我国首部《种子法》制定，重启种子管理法制之门
作者：谭光万 刘旭 王雯玥 杨建仓 祁葆滋
单位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/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
原文标题：戴松恩院士对我国首部《种子法》的贡献
本文刊登于《中国种业》2020年第2期1-4页，转载请注明
戴松恩院士在我国较早提出制定《种子法》建议，并积极推动立法，为我国种子管理工作的法制化作出了贡献。1978年7月，戴松恩在山西太原召开“全国农业学术讨论会”时首次建议制定《种子法》。此后，他三次撰文呼吁迅速制定《种子法》，他的建议被《人民日报》公开报道，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。在戴松恩等专家的努力和相关部门的推动下，1989年3月，我国首部《种子管理条例》发布。戴松恩提出的组织良种审定委员会、建立良种繁育基地、种子贮藏制度等建议，均得到采纳。在该条例的基础上，我国逐步推进立法，2000年首部《种子法》颁布。在历经2004年、2013年、2015年3次修订后，最新《种子法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。
戴松恩院士简介
关于制定《种子法》的提议
时代背景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作物种子的收集、繁育和管理工作。1950年、1956年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地方品种征集。1956年7月，农业部成立种子管理局。据统计，至1958年初，全国共收集到40多种大田作物的近20万份(含重复)种子材料。为了对全国的种子工作加强管理，1962年11月，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》，强调“种子工作，是农业生产带根本性的基本建设，不容忽视，不能放松”。我国种子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。
但是，此后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响，我国种子工作破坏严重，很多单位保存的农作物种子都丢失，全国出现了种子多、乱、杂的局面。1974年经检测统计，发现于1962-1963年收集的17000余份蔬菜种质资源中，大约有1/3左右失去了发芽力。面对这一严峻局面，1978年5月20日，国务院批转农林部《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报告》。该报告指出当时存在“大田品种‘多乱杂’；不少地方还缺少早熟、高产、优质、抗逆性强的品种；种子工作缺少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；多数省、地还没有种子生产基地，县以下的种子生产基地也不健全、不够用、种子加工机械化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”。提出充分发挥现有良种的增产作用，不断选育出接班品种；成立种子公司，加快良种推广速度；建立种子生产基地，健全良种繁育推广体系；搞好种子机械生产，加速实现种子加工机械化；加强领导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5个方面的意见来加强全国的种子工作。
1978年8月，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种子公司，我国种子管理的制度体系开始逐渐成型，但是当时依然没有提出设立专门的种子管理法规。戴松恩曾有在美国留学和农业考察的经历，以及对当时我国种子工作存在问题的深入了解，敏锐地感觉到亟需对我国种子工作进行规范化的管理，于是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迅速制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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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提出制定《种子法》
1978年3月18日，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，科学的春天到来。为了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，1978年7月6-17日，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举办了“全国农业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农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”。中国农学会下属的作物学会、园艺学会、畜牧兽医学会、植物保护学会、蚕学会、茶叶学会和热带作物学会等分科学会的700多名代表参加，加上农业劳模、科技工作者和领导干部，共计1400多人，共收到了学术论文和资料560多篇，是中国农学会成立后召开的最大规模的学术会议。
戴松恩参加了中国作物学会的学术讨论，首次建议当时的农林部种子局，制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。他在会上分析了我国当时种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，建议“农林部种子局，根据我国国情，参考国外经验，在今年拿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(讨论稿)》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明年修改定稿，报请政府批准执行。在制定《种子法》的同时，当前迫切需要恢复和健全良种审定制度，建立良种繁育基地，在优种优价和种子质量标准等方面，做出明确规定。良种审定委员会宜由行政单位主持，科研单位配合，并吸收有关专家、教授及农业劳模组成，迅速扭转我国种子工作的混乱状态”。戴松恩的这些建议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。戴松恩是新中国较早公开提出制定《种子法》建议的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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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撰文，推动《种子法》制定工作
第一次撰文，呼吁尽快立法
1978年，他撰写了“建议农林部迅速制定《种子法》”的文章。（戴松恩建议农林部迅速制定《种子法》手稿，1978年👆）
该文从分析美国与墨西哥培育优良玉米、小麦品种取得的成就出发，认为“培育优良作物品种具有充分发挥作物的内在遗传因素的作用，是提高产量、改进品质的一种最有效、最经济的途径，是现代农业的增产基础。”
随后，戴松恩指出“世界各国在重视培育新品种的同时，重视制定《种子法》，把良种的选育、鉴定、繁殖、推广、管理等制度作为法律规定下来，严格执行，这样才能把良种增产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”。戴松恩总结了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国在作物良种审定和管理上的经验，特别指出墨西哥在1961年制定的全国种子法，有比较完善的育种与推广渠道，使得墨西哥良种繁育推广较快，种子质量较好。戴松恩认为制定《种子法》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立法规范管理种子工作，充分发挥优良作物品种在农业增产上的作用，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。
在总结国外种子管理经验的基础上，戴松恩在该文中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种子管理的基本情况。虽然解放以后，我国初步建立一套良种繁育推广体系和管理制度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尚未完善的良种管理制度被取消了，多年来良种繁育无基地，推广无渠道，这就造成了良种的混乱、退化，严重影响了良种增产潜力的发挥。有的地区良种纯度降至70%以下；有的地区甚至‘以粮代种，种粮不分’；有些老品种长期以来未被更换，结果良种不良。此外，种子净度低，秕粒、病粒、杂质未加清除，导致发芽率降低。这一切造成目前推广用种的‘多、杂、乱’。针对这种情况，许多省份，如山西等先后成立了品种审定委员会，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种子公司，加强良种管理工作”。但总体而言，戴松恩认为，当时种子工作还不能适应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，针对这些问题，他提出了3条建议。
1）迅速制定适合我国情况的《种子法》。我国解放快30年了，还没有一部《种子法》。建议农林部种子局迅速组织力量，根据我国具体情况，参考国外先进经验，在今年内制定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(讨论稿)》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明年修改定稿，报请国务院批准执行。
2）在制定种子法的同时，当前迫切需要恢复和健全良种审定、繁育、推广等管理制度，组织良种审定委员会，建立良种繁育基地，在优种优价和种子质量标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。要恢复品种区域试验制度，良种审定委员会根据区域试验的可靠资料对良种区域化作出决定。为了杜绝病害的传播，对国外进口的种子和国内地区间调剂的种子，都必须实行严格的检疫制度。
3）目前有重点地建立一些科学化的良种仓库和良种轧花厂，逐步向良种生产专业化、加工机械化、管理科学化、质量标准化的目标发展。
第二次撰文，建议被采纳
戴松恩又撰写了“关于迅速制定《种子法》的建议”，并寄送全国科学技术协会(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)。1978年9月25日，戴松恩的建议被全国科协研究室采纳，作为当期封面文章刊登在《科技工作者建议》上，并报送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审阅。第三次撰文，完成修改建议
1978年11月22日，戴松恩完成了对“关于迅速制定《种子法》的建议”的再次修改。（戴松恩关于迅速制定《种子法》的建议手稿👆
1978 年 11 月 22 日）
在这份建议稿中，戴松恩补充了关于《种子法》内容方面的建议，他提出“要在这部《种子法》中明确规定育种和推广两条渠道，及其相互关系，特别对良种繁育、推广、管理方面明文规定国家种子机构包括各级种子局、各级种子公司、省地县良种示范繁育场、公社、大队良种场队的性质任务，以及良种区域试验、良种审定、良种搭配、种子检验(包括检疫)、种子贮藏、种子推广和奖惩等制度的原则精神。总之，在《种子法》里要明确规定那些必要的条文，并必须严格执行，执行好的受到奖励，执行不好的受到惩处”。此外，戴松恩还新提出农林部恢复“科学技术委员会”的建议。戴松恩完成修改“关于迅速制定《种子法》的建议”后，便将其抄送至《人民日报》科教部王友恭，希望能够刊发，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。
1979年2月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文报道:“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戴松恩呼吁尽快制定《种子法》，把良种的选育、鉴定、繁殖、推广、管理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。他说，这是克服目前我国农作物种子‘多、杂、乱’现象，使种子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需要急待解决的问题”。
部分建议被《种子管理条例》采纳
1979年，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发出了“关于开展农作物品种资源补充征集”的通知，要求各地迅速行动，及早部署开展农作物品种资源的征集工作。由此开始，我国第二次大规模的群众性作物种质资源收集工作全面展开。
随着全国各地收集的作物品种资源增多，完善和加强我国种子管理工作更为迫切。在戴松恩等专家的建议和国家相关部门的推动下，1981年12月15-21日，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。新成立的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由179名委员构成，常务委员47名，75%以上的委员是研究农作物的专家、教授和科技人员。委员会下设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高粱和谷子、甘薯和马铃薯、棉麻、大豆和油料、蔬菜等8个专业小组。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审定品种(包括新育成或新引进的品种)在生产上应用的经济价值、适应地区以及相应的栽培技术，提出示范、繁殖、推广的建议。在成立大会上，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了《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试行条例》，并讨论拟定了1982年品种审定工作计划。
1982年2月，农牧渔业部(今农业农村部)颁发了《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试行条例》，该条例一共13条，包括条例颁布的目的、农作物品种审定的组织机构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、分级审定、农作物品种试验和生产试验、报审品种条件、报审程序、品种定名和登记、奖励、惩处、报批和附则。从此，我国农作物品种管理有了国家级的规范性文件，对加强我国作物品种管理，推广和使用育种新成果，发挥优良品种的增产作用提供了法律保障。
1984年1月12日，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《河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》，共9章48条；同年1月17日，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《黑龙江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》，共10章47条。这是我国最早的两个地方种子法规，对于种子工作方针、行政管理、品种选育和审定、种子生产和经营、种子检验和检疫等都做了明确规定，有助于我国地方种子管理工作的规范化，推动了我国种子管理立法的进程。
1989年3月13日，国务院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》，自1989年5月1日开始施行。戴松恩在“关于迅速制定《种子法》的建议”一文中提出的组织良种审定委员会、建立良种繁育基地、种子贮藏制度、对国外进口及国内地区间调剂的种子实行严格的检疫制度、对执行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，执行不好者惩处等建议，被《种子管理条例》采纳。
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》的基础上，我国逐步推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的制定。2000年7月8日，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。《种子法》自2000年12月1日起实施，1989年3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《种子管理条例》同时废止。虽然进行了较大修改，但首部《种子法》中依然保留了国家建立种子贮备制度、设立农作物品种和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、调运或邮寄出县的种子需检疫等内容。
编辑：张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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